吾友某教授看了前兩期本欄後，戲謔我說：﹁我從你的文章找到靈惑，我要去開公司，名稱是﹃台大醫科精子銀行﹄，廣告詞是﹃精液求精﹄，絕對好賺，而且對台灣有實質貢獻。這少子化年代，讓街上許多小孩的父親都是台大醫科畢業生，台灣人種大改良，贏在起跑點上，這叫﹃精益求精﹄……。﹂

話說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位﹁諾貝爾獎精子銀行之子﹂誕生了，︽國家詢問報︾報導說，女嬰的父親是﹁當代偉大心靈之一，國際級數學家，智商二○○。﹂﹁孩子在搖籃中眼睛就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將來有可能成為女愛迪生或女愛因斯坦……。﹂孩子父母則說：﹁我們責任重大，因為這小孩身負改造社會之責。﹂很窘的是，不久，這對夫婦被爆料是前科犯，坐過聯邦監獄，罪名是盜用已故兒童的證件去辦理信用卡及貸款，兩夫婦就帶著小孩快閃。

依葛拉姆最初的理想，對母親的選擇也採高標準，他一度希望只有﹁夢莎﹂的女會員才夠格，夢莎︵Mensa︶是一個國際組織，入會資格是智商必須在一二○以上，後來顯然不了了之。但依大衛．普洛茲︵詳見後文︶的追訪，這個精子銀行庫的媽媽們素質甚高，最多是醫師、護士、心理學家等，顯然醫療人員因為職業關係會更偏重孩子的父親是﹁Ａ級人選﹂。一位由這個精子銀行庫生了三個小孩的神經科女醫師說：﹁我們種植果菜時，會挑最好的品種；要生小孩時，同理亦然。﹂好玩的是，除了﹁成就﹂，媽媽們最在意是﹁身高﹂，矮的絕大多數不被考慮。

雖然第一位嬰兒的報導出了槌，但來登記的婦女還是源源不絕。不久，第二個嬰兒杜朗．布雷克︵Doron Blake︶出生了。他後來成了銀行庫的招牌吉祥物，也是迄今唯一公開身分的﹁諾貝爾銀行之子﹂。杜朗的媽媽則是一位心理學家，原先的第一選擇是一位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但做完人工授精卻未能成功懷孕，於是退而求其次選擇了﹁捐贈者第二十八號﹂││一位電腦科學家，亦精於古典音樂。在行庫之選擇目錄上亦標明：患有輕度痣瘡，顯示對捐贈者的健康調查甚詳。

這裡應該說明一下。這個行庫雖然在開張時就已擁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精子，且因而得名。但因為這些得獎人在捐贈時年齡皆已老大不小，所以受孕成功率較差。例如休克萊捐了兩次，就有反對他的人譏諷他，﹁生出蒙古症小孩的機率比天才兒童高﹂，而他後來也不再捐了。一般精子銀行會限定提供者年齡四十歲以下，葛氏的銀行已經超越了這個限制，但年紀太大的終究是少用為宜，結果，製造出來的二一五個嬰兒，竟無一位是貨真價實的﹁諾貝爾獎之子﹂。

上期提到，九二年時葛氏曾對父母作問卷，但幾乎沒收到回函。除了第二個小孩杜朗外，包括葛氏在內，大家對小孩們的了解極少，九九年精子銀行關門時，葛拉姆、休克萊、穆勒三人皆已作古，所有資料非銷毀即塵封，眼看這個歷史上最大膽的生技社會實驗就像是船過水無痕，只留給世人一團謎思。然而，歷史與人生，都充滿了偶然與驚奇。

八○年某日，華府附近一名十歲兒童與父親邊吃早餐邊看︽華盛頓郵報︾。父親是風濕免疫專科醫師，國家衛生研究院實驗室主管。兒子後來回憶說，父親一向好脾氣，突然大罵：﹁這是我聽過最差勁的主意，休克萊在搞什麼鬼！﹂這是小孩大衛．普洛茲︵David Plotz︶第一次聽到﹁諾貝爾精子銀行﹂與﹁休克萊﹂。父親沒有向他解釋﹁精子銀行﹂，但向他說﹁休克萊﹂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卻走錯了路﹂。

二十年後，小普洛茲已成為網路雜誌主編，偶然在網路上再度碰到﹁休克萊﹂這個名字，猛然喚醒了他童年的回憶，也聯想到當年的另一焦點﹁諾貝爾精子銀行﹂。那些小孩現況如何？是否真有天才兒童出生？何以當年溫和的父親會如此反感？更巧的是普洛茲夫婦也因不孕，而求助嶄新的生殖科技，再加上迄今美國已有一百萬嬰兒經由捐贈精子的人工受孕而來，而生殖科技的日新月異則讓父母在生孩子像在Mall買東西一樣，可以挑三揀四，甚至訂做。普洛茲感同身受，於是成立網站，尋找與這個銀行有關的任何人物—小孩、父母、捐精者、甚至包括工作人員。

他自忖這些涉及太多穩私，因此，本不抱太多希望，卻很意外接到許多回應。有些是單純回訊，有些則另有所圖，例如有些小孩、母親、甚至捐精者借力使力，意圖藉由他找出自己的生父、孩子的父親或了解自己有多少子女散布何處。許多他從來未想到的人性百態，令他動容、感慨。他的書今年由藍燈公司出版，︽天才工廠︵The Genius Factory︶：諾貝爾獎精子銀行傳奇︾，也是我這幾篇文章的資料來源。

這個行庫一共生了二一五名小孩，絕大部分是白人，但也有阿拉伯人及亞裔。普洛茲一共找到三十個小孩，都是自動來聯絡的︵年齡自六歲到二十二歲不等︶，比例︵一四％︶不高，不是隨機取樣，統計上自然沒有代表性，但也不致於被視為瞎子摸象。這三十個大多屬於單親媽媽家庭。雙親家庭有可能小孩仍被蒙在鼓裡，因此較不願公開，以免影響到孩子與爸爸或其他家人的感情。普洛茲也認為，肯公開者表示對現況較為滿意。有一位小孩來函要普洛茲代為找生父，當時他初知道家中父親不是生父，兩人關係陷入低潮。但與普洛茲聯絡後，再歷經一番波折與感悟，後來他和家中父親的感情反而更好。

觀察結果是，有些小孩確實很聰明，有二位可稱為天才舞蹈者，一位出色歌唱家，在學校的表現即使不是頂尖，也都很棒；但也有一些表現平平。絕大部分都很健康，但也有一位自閉兒，另一位患有肌肉萎縮。整體而言，比一般水準高，但好壞差異甚大。

這證實葛氏銀行的精子確實優異嗎？普洛茲說，他也不知道，但他甚為懷疑，因為這些小孩天生好命，都來自中產以上家庭，較一般民眾富裕，而且幾無例外都有一位非常關注小孩的好媽媽。誠然，他們的父系可能不錯，但母系這方面也很棒，最重要的都在好環境長大。最讓普洛茲印象深刻的是，所有與他談過的父母，只有一位後悔去造訪這個精子銀行。因此，諾貝爾獎精子銀行不一定能滿足世界的期待，但似乎已滿足了顧客的要求。

其實，真正的﹁諾貝爾獎﹂之子，也不一定高明。普洛茲就遇到一位，也曾是行庫的捐精者，但沒有什麼成就，在普洛茲筆下，反像是個猥瑣小人。

所有小孩均過著保有隱私的日子，惟有一人除外，即前文提到的杜朗．布雷克。他確實是小時了了，兩歲玩電腦，五歲讀哈姆雷特，智商一八○，他從小像活在﹁楚門的世界﹂，一直是媒體焦點，每次專訪收費五百美元。他已在上百個媒體出現，從日本電視、英國小報到著名的﹁六十分鐘﹂。他高中唸一個全美最佳的寄宿學校。二○○一年春天，他唸Reed College大一時，普洛茲電話訪問他，交涉半天才未收費。以下是杜朗的談話：

﹁我不認為智力對一個人成長有那麼重要，人的成長最重要是家庭的溫暖，父母關心但不會施壓。﹂杜朗發現自己有數學天才兼具音樂天分，外界認為他的表現來自﹁先天﹂，他則認為﹁後天﹂才重要。

﹁生為天才，不是好事情。﹂事實上，杜朗用一種令人訝異的方式在走自己的路。上大學後，他捨棄他所長的數學與科學，轉而主修﹁比較宗教學﹂。他精於鋼琴和吉他，但不願公開表演。他並不遺憾他的精子銀行背景，他說，他願意接受專訪的理由就是他要人們了解，精子銀行的小孩和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他對﹁生父﹂的背景不特別感興趣，英國廣播公司︵BBC︶曾告訴他生父的姓名，他聽過也就忘了，他也沒有特別想見面，﹁反正是電腦科學家就是﹂。﹁血緣、基因對我沒什麼，家庭才是我所愛。他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與陌生人沒有兩樣。﹂

當年，葛拉姆也有音樂天賦，曾開演唱會，夢想成為﹁卡羅素第二﹂，但後來自知不能靠歌唱出名，乃棄音樂，唸科學；杜朗正好相反，棄科學而留音樂。葛氏希望由精子銀行製造社會精英來領導世界；杜朗擁有葛氏冀望的一切—口才、智能、誠實，但他只想當高中老師。他不贊成葛氏對遺傳和天賦的追求，他的腦為葛氏辯護，他的心則拒絕了葛氏。
兩個月前，我因社會上在談外籍新娘基因而寫﹁外籍新娘•基因•諾貝爾獎﹂；寫這篇文章時，則正好遇上﹁連長未婚妻哭倒法律長城﹂，﹁精液﹂問題登上頭條。有新聞說，竹科男工程師太忙了，所以流行貯精，等十年後再好好生小孩；也有單身才女兼熟女正色問我，如何把卵子儲存起來，以備他日之需。

生殖科技顯然不止改變某些人的孕育過程，也改變了人類的﹁婚姻﹂與﹁家庭﹂的某些法則，改變了﹁女權運動﹂的內涵。胡適之﹁我本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的感慨，已成過去。我們面臨的是二十一世紀﹁美麗新世界﹂，人工受精讓人們可以﹁精液求精﹂，而最新受精卵著床前基因診斷術︵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的應用，則是對胚胎的選擇﹁精益求精﹂。現代科技可以掌控精子，掌控胚胎，而所謂﹁歹竹生好筍﹂，﹁優質基因﹂、﹁劣質基因︵疾病基因除外︶﹂之說，偏見多於真實。胡適之說：﹁多談一些科學，少談一些主義﹂；我也想說：﹁多談一些倫理，少談一些科技﹂、﹁多談一些後天，少談一些先天﹂，你同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