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是很玄妙的。一九九八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湯姆笙博士培育出來第一株人類胚胎幹細胞。，幾乎同一時段科學家也發現骨髓造血幹細胞不僅如傳統認知會變成紅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竟然也可以長成肝細胞、神經細胞、肌肉細胞及血管內皮細胞等。於是骨髓造血幹細胞加上九○年代初期已證明的骨髓間質幹細胞，以及在人體各器官的各種特定幹細胞，就統稱為「成體（adult）幹細胞」，以別於由人類胚胎培育而成的「胚胎（embryonic）幹細胞」。

二○○○年以後，這個新興的「幹細胞醫學」出現了許多過去醫學研究所未曾想到的美夢與爭執。這個美夢存在於三個不同層次或領域，分別是：生物醫學科學家的；商界人士的；以及國家或政府領導者的。

屬於第一個領域的生物醫學科學家很快的就想到，將幹細胞繁衍成特定器官細胞，再結合生物醫學工程，則人類說不定可以造成新組織、新器官。於是「再生醫學（Regenerative Medicine）」一詞馬上風靡全球。雖然「胚胎幹細胞」因為分化能力較強，能長成的細胞種類及數目都較多，成為「再生醫學」希望所寄，再加上種種倫理、法律、社會的爭議，以及宗教、政治的介入，成為媒體焦點；但其實「成體幹細胞」的研究，甚至病人臨床試驗則已顯然快速進行中。

美夢的第二個層次是商業的。「新科技」與「商業利益」現在似乎已經分不開了。到處可見「二○一○年全球每年百億美元以上的市場」、「未來每年五十兆日圓市場」等等非常聳動的標題。而台灣的反應尤其典型商業化。就像我03年12月份本欄所說的，幹細胞研究的觀念一出來，美國人第一個反應是「是否合乎倫理」、新加坡是「如何藉此提升國家科技形象及獲益」、日本是在神戶蓋了「再生醫學生技園區」，讓神戶自地震之夢魘及廢墟「再生」回來、而台灣則是「寶寶臍帶血銀行」如雨後春筍画了種種若實若虛的大餅作為宣傳，為台灣再爭得一個第一－臍帶血銀行數目世界第一。

如今已是二○○五年了，我相信，到了二○一○年，胚胎幹細胞的臨床運用一定還無法真正落實。因為且不談倫理爭議，要克服胚胎幹細胞之醫學運用的大罩門－一是免疫排斥的問題。因為細胞的來源一定不是來自病人自體，而是異體胚胎；二是腫瘤發生（tumorigenesis）的問題。因為胚胎幹細胞太原始，太不穩定，在老鼠動物實驗有二○%左右有腫瘤發生現象，茲事體大，絕非三年五載就可以讓臨床醫師放心使用。我也相信，到了二○一○年，有些利用成體幹細胞的新治療模式研究會開花結果，為醫學中心所採用，但非再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或比較，還難以成為主流，在市場上呼風喚雨。

此外，幹細胞治療的商業考量，另有其吊詭之處，在於所謂「智慧財產權」或「專利」的問題。胚胎幹細胞因為是「無中生有」製造出來的，所以可以擁有智財專利；但成體幹細胞臨床研究的特點是，若與藥物治療相比，藥物開發則藥廠擁有智財專利，而成體幹細胞，以未來最可能派上用場的骨髓幹細胞來說，早已存在你我體內，為上天及父母所賜，除非是在其純化或培育過程（如果需要的話），運用到公司研發之某種特殊物質或儀器，或需置入某些特定組織工程產品，否則是沒有智慧財專利的。換句話說，藥物有智財專利，組織工程有智財專利，胚胎幹細胞也有智財專利，而成體幹細胞則可以有專利，但要變化智財，需要其他加工或竅門。

第三個領域是國家或政府領導者之夢。有夢最美；而政府之夢更可以變為全民之希望相隨。亞洲中上型國家希望趁西方科技大國躊躇不前之際，傾力於幹細胞或再生醫學研究，擬一舉提升科技水準、商業利益及國際形象。新加坡政府是最突出的代表。二○○○年前後，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出現無限遠景但也出現倫理與政治爭議，西方科技大國保守以對，新加坡政府眼明手快，馬上投下約六百億台幣的鉅資，向國際頂尖科學團隊挖角，成立世界一流研究中心、幹細胞公司、生物科學學院、自培育人才到尖端研究，長程短程都涵蓋到了，準備脫胎換骨以「科技新加坡」之新面目呈現，而其成績立竿見影。用二○○二年八月，英國《經濟學人》的口吻：「短短一年，新加坡的生醫科技由幾乎是零而一躍為世界（胚胎）幹細胞研究之都。」

今年一月初的美國《商業周刊》也為文表示：「拜美國及大部份西方國家保守心態之賜」，使法令寬鬆、政府作法靈敏、決策明快的亞洲國家成為「全球幹細胞中心」。《商業周刊》列舉了四個亞太國家：新加坡、南韓、中國、澳洲。

新加坡與澳洲合作密切，澳洲的強項是幹細胞基礎研究，新加坡則把目標放在未來幹細胞的臨床醫療運用，兩國依其國情背景，共組公司，相輔相成。未來如果有第一個胚胎幹細胞的人體試驗或臨床試驗，我相信非新加坡莫屬。新加坡積極發展幹細胞，將造成國內生物科技的全面提升。最近跨國藥廠、生技公司紛紛把研發中心設在新加坡，更足見其週邊效果。

南韓先是在複製胚胎上拔得頭籌，其團隊領導人黃禹錫更一舉在去年被《時代雜誌》選為「當代對世界最有影響者之一」。南韓除擁有最多的本土胚胎幹細胞株外，在成體幹細胞的臨床試驗上也多有佳作，例如去年年底宣布的脊髓損傷二十年的病人奇蹟進步到可以學習站起來。其實西方國家不止在胚胎幹細胞之方面因為倫理、宗教爭議較為保守；在成體幹細胞方面，西方科學家也大部份堅持在動物實驗未有具體證據顯示骨髓成體幹細胞確實能具有轉分化能力，並了解其機轉，以及確實證明能有利於實驗動物的病情恢復及存活之前，不宜遽作人體試驗。而南韓、巴西、香港、土耳其等國則認為只要副作用不大，何妨行之，因此也鋒頭甚健（參見一月份本欄）。

中國方面，二○○二年底《自然》週刊已專文介紹中國積極招募兩百名以上大陸旅外學者歸國加入幹細胞研究團隊，薪資及研究費用的加持自然不在話下。今年美國《商業周刊》的文章也報導中國政府在北京及上海設有再生醫學或幹細胞重點研究室。據聞上海再生醫學中心一年的總預算高達數十億台幣，我聆聽過該中心的研究報告演說，在結合組織工程與幹細胞的再生醫學臨床試驗方面，領先台灣至少五、六年，更不用說早已備有cGMP級實驗室，令人感歎。

日本雖然未被美國《商業周刊》的文章提到，其實日本也早有佈局與投資。京都大學的中辻憲夫教授早已培養出日本之本土胚胎幹細胞株供日本國人研究使用，而不以營利為目的輸出國際。日本學界從基礎醫學做起，不汲汲以商業利益考量的作法，非常值得我們效法。而日本除了民間組了不少細胞治療公司之外，日本政府也積極投下鉅資，成立神戶再生醫學園區，整體規劃，自基礎研究中心、動物演繹實驗中心、cGMP級細胞處理供應中心、臨床試驗醫院（結合京、阪、神三所大學醫學院）、育成中心、廠商園區，全部都在一起。甚至將在神戶建一個新機場，以利招商及未來出口。

台灣的胚胎幹細胞研究，在與亞太科技鄰國相較之下，有些失色。在學界方面，台灣迄今未能完全成功培養出本土胚胎幹細胞株；在產業界方面，台灣所有民間的幹細胞公司，幾乎都是臍帶血銀行，談不上有深度的基礎研究與技術開發。

台灣目前的幹細胞研發團隊中，以建立本土胚胎幹細胞株為目標者有三，包括台大醫院謝豐舟、何弘能及陳信孚教授率領的婦產科團隊；歸國旅美學人游正博所長率領的中央研究院動物所團隊；以及也是歸國學人郭兆塋博士率領的工研院生醫中心團隊。台大醫院與工研院團隊均曾表示「已很接近成功」，希望不久會有好消息。其實胚胎幹細胞的基礎研究更為重要，這一點中研院研究團隊著墨甚多；工研院則因其背景關係，較重視胚胎幹細胞未來的產業運用，期待兩院團隊未來能有創新性突破。

台灣另外兩個幹細胞研究團隊，一是林欣榮院長率領的慈濟團隊，以成體幹細胞的神經再生醫學為主要研究方向，麻雀雖小，但設備最全，成就可期，惟因主持人經歷與慈濟之宗教背景，較不涉及胚胎幹細胞；另一個是筆者二○○二年八月由台大借調國家衛生研究院所創立的幹細胞中心。筆者是血液腫瘤及骨髓移植醫師，於胚胎幹細胞之研究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已力邀多位海外幹細胞基礎研究學者將陸續返台加入國內研發陣容，蓋人才為成功之本。筆者在國衛院兩年的成績是與國泰醫院合作之下，培育出領先國際的人類胎盤幹細胞，並成功分化成神經、骨頭、軟骨等未來之幹細胞治療標的，且細胞數量夠大又不涉倫理爭議，也許可以提供未來幹細胞治療的另一選擇，也算不辱「創新」之使命。但我一直很擔心，因為台灣迄無完整演繹研究之實驗平台與架構，國內臨床醫學中心除了慈濟以外，迄無cGMP級細胞處理及供應實驗室的建立，很可能在爾後之胎盤幹細胞免疫及演繹研究上無法繼續在國際上保持領先。

我們的政府太強調產品及商機，對基礎醫學研究缺乏大魄力的支持。從事基礎醫學研究的人員，除非其研究計劃被列入國家型計劃之內，否則不易得到充裕研究經費；而在大學教師升等的論文評鑑制度上，又讓從事有開創性、冒險性、挑戰性研究工作的教員較難得到肯定，因此也造成大學研究人員不願太投入寂寞漫長的基礎研究之路，更造成惡性循環。這是台灣生醫科技發展的致命傷，也是台灣幹細胞研究迄今為止，落後於亞太鄰國的原因。另外，小國因為人才及資源有限，無法像大國一樣在各領域全面發展。近年來，先有「基因體計劃」最大國家型計劃，繼而以基因生技為號召的公司往往成為行政院開發基金的最愛；加上最近政府又宣佈，未來五年至少投資一百四十億，以「建構全台電子病歷連線，並結合未來三十萬人的台灣基因資料庫」，在在顯示政府已選擇「基因生技醫療」做指標性科技。我粗估過去五年政府在「再生醫學」投入的總經費大約只有三~五億，也就不能苛責台灣民間只能發展臍血庫了。也許台灣小國，在高科技發展上有魚與熊掌之困。而將來是押寶「幹細胞醫學」的新加坡勝出，抑是投資「基因醫學」的台灣勝出，就是兩國科技領導人一分高下，功過評比之時了。

（本文發表於二○○五年三月份「財訊決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