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她，是一九八三年，地點在台大醫院急診處。她，二十八歲，新婚半年，懷孕三個月，瘦弱身材，雖罹重病略顯疲憊，依然慧黠寫在臉上。她先生一張娃娃臉，一副好脾氣的樣子。

因為白血病一定得做化學治療，對三個月的胎兒，化療會引起畸型，甚至流產，而流產則對血癌的母體有生命威脅。不論考量大人或胎兒，都必得終止懷孕，也就是人工流產。
她噙著眼淚接受了，不發一語。

往後，她的表現真是病人典範。醫師說的，她完全信任、接受、執行。二十年前，台灣對血癌的化療成績不理想，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病人能前門進，前門出，達到暫時緩解。

她的運氣不錯，在三個月的化療後，她出院了。頭髮掉光，改戴假髮；口腔粘膜脫了一次皮，有一陣時間無法進食，所以體重掉了六、七公斤或近十五％。臨出院時，一位他科醫師來會診，走到她床邊，看了看︵她正好沒有在打點滴︶，然後問她：﹁您女兒呢？﹂害她生了好幾天悶氣。

大病未癒，她已恢復原有的機靈與調皮。他們夫妻倆都是嘻嘻哈哈的樂天派。住院不到三天，先生就告訴我他們的羅曼史。他們是坐對號快車︵火車︶認識的，一個坐四十六號，另一個坐四十八號。出院後每次來門診，好像是來串門子，這次說她前晚打麻將狂勝，下次又告訴我去泰國玩的趣事。通常癌症門診氣壓較低，他倆進來則笑聲不斷。

她的運氣真不錯，夫家的經濟狀況很好。就像我以前寫過的，八○年前後，一個沒有公勞保的家庭主婦︵例如說，計程車司機先生的妻子︶，如果罹患了血癌，治療費用是很驚人的。而她，不但付醫藥費綽綽有餘，小倆口子還可以到處出國旅遊，更令人稱羨的，她先生不必上班，刻刻陪她，樣樣聽她。

就在此期間，八三年十一月，我完成了台灣第一例自體骨髓移植，翌年三月，又完成了第一例異體移植。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他們有沒有在門診與我討論過懷孕的事。應該有，但也許是在談笑中帶過，或者因為我也一向極度樂觀、理想，我也許告訴過他們：why not？

總之，有一天，她先生的媽媽和姐姐私下來找我。她的婆婆是一位慈眉善目，舉止優雅的傳統女性，姐姐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婆婆的一席話讓我動容。

婆婆說，自己不是不疼愛這媳婦，也希望早日抱孫子，而她的先生，更是家中長子，只是，﹁我不忍心看到我的孫子，將來沒有媽媽。﹂婆婆又說，其實家中的經濟狀況也不是真的那麼好，﹁我偷偷賣了桃園一塊近百坪的土地，每坪五萬元，來為媳婦治病。﹂﹁陳醫師，拜託您，她只聽您的話。﹂婆婆說，他們家為了這件事，開了家庭會議。在八四年，骨髓性白血病的緩解期平均大約一年左右，換句話說，病人緩解出院後，好日子大約可以維持一年左右，然後，大部分的病人會再度發病；而第二次治療的效果通常不如第一次，即便緩解，期間也愈來愈短，大約再拖個半載一年，可憐病人魂歸離恨天，無奈家屬淚灑相思地。因此夫家一致認為，她在明知不久於世之情況下，不應該生小孩，否則小孩子太可憐了。

幾年後，九五年前後，法國有一位大明星，忘其名矣。在六十幾歲時與一位年輕佳麗成婚，傳為美談。可是當宣布太太懷孕時，卻引起一些人權團體的示威抗議，理由類似：可預見的，小孩子在童年就會失去父愛，這對小孩子不公平，父親不可以在預知此狀況下去生小孩。對東方人把﹁老蚌生珠﹂視為美談的，真是一種觀念上的衝擊。我不知道西方人權團體近來的想法是否有改變，特別是新生兒出生率遽降之後。

於是，在下次門診我轉達了夫家的意見，同時表示，以醫學觀點，只要能懷孕期間內血癌不復發，是可以母子均安的，但﹁兒童人權﹂的考量，是否也必須列入。她很激動，﹁你們男人最自私了，男人都想盡辦法要留下自己的骨肉，為什麼我不可以留下自己的骨肉？﹂她先生夾在兩者之間，不敢表示自己意見，但我猜想他是偏向太太的，他心中大概有留下﹁愛的結晶﹂的想法。

於是，我們有兩個有些互相矛盾的醫事人權議題。
一、站在﹁兒童人權﹂的立場，如果你或妳自知不久於世，是不是可以有小孩？
二、站在﹁傳宗接代﹂的立場，如果自然法則是任何生物皆以繁衍自己的ＤＮＡ為責任或目的，是否不論男女均有留下自己骨肉的權利，而不受苛責？

我們勇敢的女主角會做這樣的決定，其實與當時我正好成功完成台灣首例異體骨髓移植有關。她的如意算盤是：先把小孩生下來，再做骨髓移植︵因為經骨髓移植過程中的強力治療後，病人往往失去生育能力︶。男性猶可事先冰凍精子，女性較吃虧，因為冰凍卵子的技術久久未能建立。

於是，她成了台灣第一位血癌緩解後不久就蓄意懷孕的病患｜｜當時是空前，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是紀錄。

到她懷孕的第八個月，她的白血病又復發了。這一次，因為胎兒夠大也夠成熟了，所以不必馬上終止懷孕。為了保護胎兒，她堅持在骨髓檢查時不打麻醉劑。我們先用低劑量化學治療讓白血病不要失控，也讓胎兒有繼續發育的空間。再一個月後，她生下一個健康女嬰，然後再開始接受標準劑量化療，她真是福氣，得到了第二度緩解。接著，產後不到半年，她成為台大第四例異體骨髓移植，全台灣第六或第七例，骨髓來自哥哥。她的婆婆雖然心中也許不太滿意媳婦的決定，但依然每天送飯送菜的，讓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她繼續保持幸運，雖然免不了有些感染，但骨髓移植最恐怖的排斥，安然度過，三個月後，她出院了。一切那麼順利，她生命、孩子兩者得兼的夢，看來應可實現。

但是，千算萬算不如老天一算。再二個月，她因出現食道氣管廔管而住院，因此需禁食一段時間，我們給予全靜脈營養，包括高單位脂肪點滴注射。三天後，她突然出現出血性胰臟炎，旋即休克，送加護病房，一切急轉直下。

她過世的那個深夜，我坐在加護病房，望著監視器畫面逐漸轉弱的心跳，寫下：﹁就像一位凱旋歸來的戰鬥英雄，竟死在歸程的交通意外。﹂

不久，她先生移民去了美國，女兒則由舅舅們在撫養。結果她女兒的童年不但沒有媽媽，也沒有爸爸。不過話說回來，一個健康生命的孕育，長輩沒有中止的權力。所以，我反省我的角色，就醫學立場而言，當年我也沒有中止第二度懷孕的理由；這與第一次她初患病時，是有很大不同的。

大約在七、八年後，這次輪到她先生的弟媳也得了癌症，我又見到令人尊敬的婆婆，她先生好像已在美國再婚，女兒也依舊在中部的舅舅家。

後來，一九九五到二○○○年之間，我與李宇宙醫師共同上一堂醫學系六年級醫學倫理的課，我每次都會講她與她女兒的故事。我要學生們舉手投票，是贊同她﹁傳宗接代﹂的決定，還是支持她婆婆﹁兒童人權﹂的想法。每次大約雙方各半，有趣的是男女同學之間的看法並無明顯差異。而矛盾的是，我問同學是否贊成人生在世是否應留自己骨血在人間，大部分的醫學生都肯定這個想法，也認為無論男女都有這個權利，把自己的ＤＮＡ傳到後代。學醫的人，好像都比較認同生物法則。而當我提到最後的結局是小朋友在舅舅家長大，學生們就受﹁結果論﹂影響，有些就修正自己原先的意思，覺得當初好像不應該生下這個小孩。醫學倫理的困境就在這兒，不同角度就出現不同立場與想法。

沒想到，二○○三年，連婆婆也住院了，又是癌症。這次我很遺憾未能延長她的生命，也未能減輕她的痛苦。唯一欣慰的是，有一天，我在病房內又見到了她先生，他倒是很高興，馬上拿出一張照片給我，﹁我女兒現在與我在一起，她唸柏克萊大學。﹂照片中，父女笑得好開心。我不知道他們父女是何時重聚的，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她一定很高興她當初拚了命留下來的骨肉，在人間快樂、健康地活著。婆婆在病榻上也擠出笑容，顯然也以孫女為榮。

雖然，醫學倫理是不應該以個案思考的，但如果我再回去過去的課堂上，告訴同學們：﹁嗨，這位女孩子現在唸柏克萊耶！﹂也許大家舉手的結果又會不一樣吧！

（本文發表於二○○四年十二月份「財訊決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