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馬偕醫師的日本旅遊事件，外交部正式向日本道歉。日本厚生省勞動大臣的一番話：﹁台灣沒有讓參與 SARS 治療的醫生經過一段觀察期就出國，有違醫療倫理﹂、﹁台灣醫務人員的衛生教育有問題﹂，對台灣人，特別是醫護人員，實在是震撼人心，引人深省。

的確，在這次 SARS 危機中，出現了不少過去不曾面對的醫學領域的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與探討。

例如，﹁敵前抗命﹂、﹁臨陣脫逃﹂、﹁入祀忠烈祠﹂這些詞句，都是軍事用語。除了國防醫學院畢業的軍職醫療人員外，台灣的醫護人員在進入這個行業之前，絕對沒有想到，他們有一天會在非軍事戰爭時期被視為軍人對待。在台灣的醫療人員就業或就職的誓詞或教誨中，會有必須盡心盡力，一視同仁去照顧病人，必須視病如親，不可以區分黨派立場，不做傷害病人的行為︵ do no harm ︶，不為不正當之利益︵ conflict of interest ︶，不洩露病人隱私，不會因病人地位不平等而大小目，不拒絕病人，以病人利益為最優先，要詳細說明，不可誇大，不可欺瞞病人……等，但不會見到﹁不臨陣脫逃﹂、﹁不敵前抗命﹂這樣的誓詞。

誠然，對 SARS 的來犯，政府必須把它視為一個戰爭來打，但這是指戰略上和戰術上，特別是在醫院及人力資源的運用上，政府也可以用公權力來﹁徵調﹂、﹁徵召﹂，但能不能把醫療人員視同﹁軍人﹂去對待呢？很值得大家來討論。

回歸法律層面，應該是最正確的。檢視相關法令，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五條、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五條、醫師法第二十五條及二十五條之一的內容看來，政府得先依傳染病防治法﹁徵調﹂，或依其他法源行使公權力﹁徵召﹂在先，而後如果醫護人員拒絕徵調，方得依此法認定為﹁不當行為﹂，撤銷其執業執照。

換句話說，政府在未﹁徵調﹂或﹁徵召﹂之前，能否拒絕核准醫事人員請辭，能否用﹁臨陣脫逃﹂的軍事用語加諸於請辭的醫護人員，是值得商榷的。政府當局在引用這樣的文字時，其實應該非常慎重，否則反而打擊士氣，當然這不表示這些醫護人員無醫學倫理上的瑕疪。

當然， 從事每一種職業之前，每個人都必須了解其﹁專業風險︵ professional risk ︶﹂。 軍人、警察、消防隊員，都知道自己從事的是高風險行業，而且，以有資格進忠烈祠的軍人來說，他們是﹁養兵千日，用於一時﹂，所以他們不能﹁敵前抗命﹂，不能﹁臨陣脫逃﹂；就好像黎智英對他兒子說：﹁我不知道我將來要做什麼，但我知道不會去做軍人、消防員，因為風險太大了。﹂可是，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護士、檢驗員、救護車工作人員，都不會認為自己從事的是﹁高生命風險﹂行業。

醫生的風險也許是醫療糾紛，在台灣，醫療過失是刑法伺候，要坐牢，甚至吊銷執照的，而民事賠償又缺乏醫療過失保險，這個專業風險不謂不高；自從﹁北城醫院打錯針案件﹂後，大家知道護士把藥品放錯地方、打錯藥品或病人，也是要坐牢的；救護車工作人員的風險是容易出車禍。而所有這些人或多或少容易自病人身上染上一些疾病，但絕沒有想到會是如這次高雄長庚醫院一位醫師所告訴記者的：﹁如果進負壓病房支援，我無法保證我能活著出來…﹂要醫護人員做這樣的事，要他們基於職業責任與榮譽感，或許需要一些道德勸說，而且須把配套工作做好，否則在配備不足的情況下，強驅醫護人員上戰場，是﹁官僚殺人﹂有理？還是﹁敵前抗命﹂有理？

在這次的﹁和平事件﹂和﹁長庚事件﹂中，因為和平醫院的員工是公務員，約束他們的是﹁公務員服務法﹂，他們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所以也只有約聘人員才能離職；而長庚的員工是﹁勞工﹂，不具公務員身分，結果有一百多位護理人員離職，而且其中不乏﹁父母下跪求孩子辭職﹂。所以，很有趣的，這似乎不是﹁醫學倫理﹂的範疇，而是個人身分體制的異同。

站在這樣的專業邏輯，我們來思考一下和平醫院封院之初，媒體上刊得最大的﹁兩位醫師先脫逃再歸隊﹂事件，那時社會的評斷，現在很值得再探討。和平醫院封院的目的是為了﹁把可能與病患接觸者都集中起來隔離觀察，不要讓病源散布到外面去﹂，儘管手段粗糙，但這個大原則是正確的，我們必須站在這點來思考。先歸隊的耳鼻喉科醫師所違反的是﹁不遵守隔離規定，而且還繼續看診﹂，因此有可能散播給更多人。另外那位躲起來的腸胃外科醫師則是﹁遵守隔離規定，自行居家隔離﹂，只是他不願回醫院隔離而已。而和平醫院召回他們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要他們﹁回來從事醫療業務，服務 SARS 病人﹂，因為他們並不是內、兒科醫師，而是要他們回醫院後集中隔離。

因此，就專業而言，比較起來，那位耳鼻喉科醫師犯錯較多，卻受輕罰︵六萬元︶；外科醫師則受重罰︵廿四萬元︶。這位外科醫師因為是公務員，違背上級命令，沒有早日歸隊，所以﹁記兩大過﹂的行政處分是合理的，但當初一再使用﹁臨陣脫逃﹂或﹁嚴重違反醫學倫理﹂的罪名，指控他人格上重大污點，甚至面臨﹁吊銷執照﹂的極刑，就有商榷的餘地了。他涉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無人有異議，但他是否符合醫師法第廿五條﹁嚴重違反醫學倫理﹂，而構成吊銷執照的理由，讓醫師公會去討論吧！不過如果同樣的行為，在公、私立醫院﹁倫理﹂考量不同的話，真有些奇怪，至於游院長曾說，隱瞞醫院病情的相關主管醫師要﹁吊銷執照﹂，我舉雙手贊成，因為這才真是﹁嚴重違反醫學倫理﹂！

我認為，至少在台灣，﹁敵前抗命﹂、﹁臨陣脫逃﹂這樣的罪名，都只能運用於國防醫學院畢業的軍職醫護人員，他們的教育過程、服役、服務年限、納稅、退休、撫卹，都是優於一般非軍職醫療人員。同樣的，﹁入祀忠烈祠﹂是不應該屬於非戰爭時期的、非軍職人員的。基本上，迄今六位殉職的醫護人員，在被感染時，都不知道他們照顧的是 SARS 病患，都是無辜的犧牲者，﹁入祀忠烈祠﹂的非常大禮不過是文飾政府無能之過的手段罷了，難怪有殉職醫師的父母會說：﹁我們要活著的兒子，不要死去的英雄﹂！

很諷刺的，台北市政府在和平醫院事件大祭公權力，社會對醫療人員的要求也泛道德化，而各界也體認到地區需有 SARS 專責醫院之際，我們卻看到，嘉義鄉民以暴力逼迫華濟醫院的院長﹁保證不收 SARS 病人﹂，請問公權力在哪裡？道德勸說在哪裡？當台北市政府遲遲不肯答應將最有條件的和平醫院改為專責醫院時，一再推託﹁須考慮民眾心理的感受﹂，公權力在哪裡？道德勸說在哪裡？如果台灣的公權力都如此欺善怕惡，台灣還有希望嗎？！

SARS 的侵襲，帶來太多 ELSI ︵ ethical，legal，social impacts ︶，也就是對倫理、法律、社會的衝擊。在醫學界方面，我預測會有下列幾項變化。

首先，在醫師方面，﹁四大皆空﹂。四大是指一九九○年以前的主流醫學﹁內、外、小兒、婦產﹂四大科，當年救人為先的四大熱門科系，如今因為責任大、急診多、工作多、醫療糾紛多，早就變四大冷門科系；健保以後，外科、婦產科更逐漸大大看空，這次來個 SARS，內科、小兒科首當其衝， 於是﹁四大皆空﹂之勢乃成。錢少事多也就罷了，既有﹁臨陣脫逃﹂的帽子隨時落下，又有﹁入祀忠烈祠﹂之虞，何苦來哉？！即使出了個有志之士，說不定又有父母妻子下跪，海闊天空，何必非內、兒科不可？

相同的道理，立志做﹁白衣天使﹂的人，會明顯減少。護理人員本來就是工作辛苦、待遇微薄的幕後英雄，以南丁格爾的光環來掩隱職場的委屈與鬱卒。而這次的 SARS，最可憐的是護士，她們既非決策者， 也未被充分告知資訊，更缺少周全的保護措施與配備，而和病人最密切接觸的也是她們。

以和平醫院事件而言，護理人員完全沒有被說明，幾乎都被蒙在鼓裡，也難怪那麼多護士要抗爭了。﹁不教而殺謂之虐﹂，那麼﹁不教而封﹂謂之什麼？中國時報在護士節那天有一篇社論說得好，﹁她們吶喊的，只是人權最基本的保護而已。可惜的是，台灣社會被恐懼和集體恐慌所籠罩，以至於未能認真傾聽她們的心聲。﹂台灣近十萬名護士︵護理師︶，是最弱勢團體之一，護士不比工人，她們沒有工會，只有公會，她們如何保護自己的人權？今後，也許一個﹁護士工會﹂會應運而生。如何在保護護士的人權、安全與保護病人的人權、安全間取得平衡而互相獲利，就看領導者的智慧與能力了。

第三個影響是，﹁健保 IC 卡﹂的實施本來就頗富爭議，因為政府的管理機制一直不能讓人放心。但這一次，台灣的病人隱瞞病史已經超乎﹁保護隱私權﹂的層次，而直接危及醫護人員的性命或社會大眾的健康了。 因此， 本來反對﹁健保IC 卡﹂的，在兩相權衡之下，也只好改變觀點了。 將來健保局在追蹤病人四處就醫之行蹤、疫情來源及擴散範圍等，都可以掌握。

此外，新加坡將修法把 SARS 列為可以理賠的職業病；照顧 SARS 病患的醫療保健業員工，追查接觸 SARS 者或監察疫情者，參與病理研究而被感染者，工作中被感染者，都可以申請賠償。新加坡的例子，或許可以提供台灣行政、立法部門借鏡。

過去幾年，台灣社會充滿了﹁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歪風。這一次，應該會過去了吧！台灣未來的前途，繫於我們的公民品質。我們的中、小學義務教育的目的，基本上是培養出好公民，而不是作為﹁大學先修班﹂的。以為大學愈多愈好的主其事者，在看到 SARS 事件後所暴露出來的台灣公民品質，能沒有感觸嗎？新任衛生署長陳建仁上任時所說的﹁人性的軟弱﹂，大約就是指這些吧？

三月下旬，我和凱達格蘭學校游盈隆副校長談天，他說，要為學員找一個足以顯示﹁堅毅不屈﹂的課，最後決定去爬玉山。那時是台灣﹁ SARS 三零﹂時期，我笑說，不用那麼麻煩，到台大醫院隔離病房陪照顧 SARS 病患的醫護人員三天就夠了。現在，五月下旬，我很嚴肅的提議，各黨未來的台灣領導人們，來負壓病房走一趟，看一次醫護人員為病人插管，您們的思維，一定會很不一樣！

（本文發表於二○○三年六月份《財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