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舉世為人口結構憂心忡忡；當台灣人口負成長時代將提早來臨；當日本已經把「少子化」的問題當做一個部會的名稱，在絞盡腦汁研究對策時；當新加坡的李光耀已經說「影響二十一世紀全球的安全或成長，最關鍵的因素是人口結構（demography）而不是民主政治（democracy）」，並預言在未來，各國政府將別無選擇，被迫全面插手生育等過去一直被視為私領域的事務時；當美國前白宮經濟顧問已出版專書，警告高齡化社會將產生三○年後的經濟大風暴；當彼得．杜拉克及派崔克．布坎南已表示，已開發國家人口出生率的崩潰，將造成西方國家緩慢步入死亡而不自知時；當台灣的學生因為父母「望子成龍」，因為當今台灣的教改政策，而承受家庭及社會的雙重巨大壓力，連星期天都要上補習班接受填鴨式教育時；當七、八分之一的「新台灣之子」的母親不會講中文、寫中文，無法教導自己的小孩時，我們政府對人口政策的發言委實令人失望。

政府主其事的官員竟然把專業的人口學者「人口數目減少，代表國家生產力降低，一定會影響國家競爭力和國民生產毛額，主張透過生育補貼，以提高生育率」的建議擺一邊，而去附和「優生學家」和「女權運動者」對政府人口政策提出的說法，要「以質代量」；要「重新分配教育資源，藉人口素質大幅提高，取代生產力不足的問題」；公開說：「生一個諸葛亮比生一個臭皮匠好」！

「優生學家」？有沒有搞錯，這是什麼時代了。亞洲最早注意到人口結構問題，在十多年前就甘冒大不諱，公開提出「教育程度高的婦女應該多生幾個小孩」的，正是李光耀。他最近更進一步提出「放任主義的生兒育女（laissez-faire procreation）將不復存在」，顯示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已經不是對年輕夫婦的道德勸說所能解決的。而人口問題是結構性問題，政府官員更不應該以「金字塔頂尖」的立場，去為「人口品質」下定義，去明示「programming（程式製造）」下一代成為「諸葛亮」，而視社會基層默默奉獻的階級為「臭皮匠」。社會人口結構應該是平等的多元。說一句尖酸一點的話，現在台灣中年一代兄弟手足中，品質好的「諸葛亮」大多到外國、上京城，做大事業去了，品質差的「臭皮匠」就是留台灣、留故鄉照顧年邁父母的主力；而台灣政府從來沒有負起老年照護的責任。人生的成就，怎麼是所謂「人口素質」來決定的？當然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有成就，但如果金字塔頂端的人公然自本質上看不起金字塔底部的人，「人是生而平等的」這句話，還有實質意義嗎？

日本的「少子化與男女共同參劃大臣」是豬口邦子。她是法學教授，當過日本「日內瓦裁軍會議」的特命大使，也是日本國會議員，最近更被國際視為日本競逐聯合國秘書長的最佳政治家人選。而她有一對雙胞胎；她的先生豬口孝，也是日本知名的學者。她才應該是女權運動者的最佳楷模。

政府官員說：「很多社會問題是父母沒有負起教養責任，因此，不只鼓勵生育，更重要的是鼓勵做好養育政策。」這句話，一點也沒有錯。可是政府官員可知道，許多高等教育出身的父母，就是自忖「在台灣這樣的環境下，做不好兒女養育的責任」而決定不生的。所以，請看看人家日本政府多麼謙卑。日本的「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的第一點就是先闡明「國家」的責任：「政府應把創造出一個能安心生育及教養小孩的社會，當成是國家的責任。」這句話真是可圈可點。

政府官員又說：「鄰國日本已經正式進入人口負成長的年代，也沒有出現國力大幅衰弱的狀況。」這句話聽起來很像我的一些早期癌症病人說的：「醫生，如果我真的得了癌症，為什麼沒有出現體力大幅衰弱的狀況？也許我只要多運動、吃得好、睡得多，改善我的生活品質，就可以不用開刀，不用化療了。」其實人口學家講的是二○五○年，不是二○○五年：「一九五○年日本人口為菲律賓的四倍，但到了二○五○年，日本人口會比菲律賓少二千五百萬人。」人口減少加老化將導致社會勞動力和家庭結構的失衡，於是被迫自第三世界大量進口勞工…，如此一來，許多社會問題、經濟風暴就變成不可避免，這些都已經是老生常談了，而我們的主事官員竟然如此短視，要「以質代量」，令人三嘆！

其實政府官員的錯誤說法正好誤打誤撞，說出了「正確」的人口政策精髓：「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我們要的恰恰是家庭有三個平凡正常的小孩，而不是每個家庭都養一個「天才兒童」。更何況，身為「諸葛亮」就幸福嗎？至少歷史上的諸葛亮是「食少事繁」、要「六出祁山」，不怎麼幸福。未來的「諸葛亮」，一對夫婦要供養好幾位老人家，要生兒育女，還要應付眼前的經濟風暴，不一定「食少」，但一定「事繁」，大概也不會幸福。只有替他們生一、二個弟妹，才是讓他們更幸福的最佳方法。

（本文發表於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係針對十二月二十六日該報報導經建會「人口政策白皮書」之回應）